武汉特大洪水：据气象历史资料比对结果，1991年7月5日至11日，7天内降下542.8毫米，为此前观测到的一周最大降雨量，1998年7月17日至23日，累计降雨量达到了538.5毫米，紧随其后。这是1998年之后，,武汉再次爆发洪水。

　　6月30日20:00至7月6日10时,武汉已累计降水520.5毫米,突破武汉有气象记录以来周持续性降水量最大值。持续降雨导致武汉发生特大洪水，全市交通瘫痪学校停课，火车站被淹，地铁如瀑布。

　　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袭击，造成城市内涝，引发了部分山区泥石流等灾害，并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此重大的突发性罕见天气为何会猛袭帝都?它的“极端性”体现在哪?又来看今天的武汉，城市被淹的悲剧再次重演，为什么悲剧会一幕幕的上演呢?

　　解析大城市遭遇洪灾的原因

　　1、武汉发特大洪水 举水西堤发生溃口或因工程腐败

　　当武汉成为一座渍城，武汉新洲举水凤凰西堤溃烂的伤口上，却传来工程腐败的“噩耗”。不得不说，在灾情面前，这是最大的悲情。

　　溃口发生后，据媒体报道，当地村民和官员称，举水西堤已有20多年没有加固。“从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好几次国家财政拨款维修加固堤坝，但是最后也没见着修。”

　　而和这种“无作为”的局面“相映成趣”的是，2014年，武汉水利堤防中心主任唐某在2005年至2013年间，经其手涉及受贿的工程总造价已经接近10亿元，其中就有举水河举西堤加固工程，工程造价为3186万。

　　而武汉市水务局原巡视员刘东才也被指控牵涉进举水堤整险加固工程中，2001年至2012年期间，其利用担任武汉市水务局副局长、巡视员的身份，曾收受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武汉分公司副总经理沈某10万元，助其在武汉市连江支堤举水河东堤加固工程施工过程免受地方势力干扰。

　　冥冥之中，它们共同构成了这起溃口，甚至一场洪灾的因果循环。

　　现在看来，1998年的那场滔天巨流，留给我们的教训还不足够。

　　据悉，“豆腐渣”一词，便是从1998年的洪水问责中，衍生而来。当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站在洪水滔天的九江大骂“王八蛋工程”、“豆腐渣工程”，洪水过后，很多地方主政官员被问责。

　　而顺着历史的洪流上溯，在与洪灾的博弈中，涌现了诸如王景、范仲淹、潘季驯等不少治水名臣，但也有更多的地方官员，匍匐在了工程腐败的巨浪之下。

　　2、城区排水能力偏低

　　武汉市水务局排水处处长项久华表示，昨天这场雨最大特点是急，出问题的渍水点大多是“老病号”，已被纳入武汉54个易渍水地段目录。对这些渍水点，今年4月政府已通过《武汉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今年开始到2015年，投资129.85亿元改造、完善市内排水系统。目前中心城区排水系统只能抵御100毫米/24小时、34.5毫米/1小时的大暴雨。

　　三年攻坚计划完成后，将能抵御200毫米/24小时、50毫米/1小时的特大暴雨。这样的雨量在武汉历史上平均10年才会出现一次。这意味着目前市内54个易渍水点，到时即使面对如此大雨也能基本不渍水。

　　北京“7•21”暴雨造成内涝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区的排水能力偏低。经过多年的建设，北京市已建成排水管网总长度为10172km，北京城区现状管网排水标准一般为：排水干线1年一遇左右，城市环路1年一遇～2年一遇(未达到国家规定3年一遇的上限标准)。2011年6月23日暴雨后核查的主要道路雨水管道总长约943km，其中校核排水标准大于或等于3年一遇的管线只有142km，占总数的15%;排水标准小于3年一遇的约801km。

　　另外，中心城区88座雨水泵站重现期小于2年(含2年)的有65座，占73.8%。而北京近些年降雨经常达到小时70mm以上，其重现期都在20年以上。如2011年6月23日石景山区模式口小时降雨量为128.9mm，这一现状难以应对近年频繁造访北京的极端天气标准(70mm/h)。事实上，2011年6月23日暴雨以后北京市已经建立了90座下凹式立交桥排水预案，但城区本次暴雨平均降雨高达215mm，不少立交桥仍出现积水现象，说明北京城区道路排涝能力仍然不足。

　　3、承担城市排涝的河道排水能力不足

　　北京市中心城区有清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4条主要排水河道及其30条主干支流和90余条次干支流，河道总长度约581km。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道路建设明显快于河道、管网的治理。由于规划和投资渠道的原因，城市道路建设与河道整治脱节，导致排水设施的规划、建设不到位，没有给雨洪留出合理的出路。城区有部分中小型河道没有实现规划，有的排水管线下游没有出路，造成了城市排水系统不畅，遇强降雨容易形成局部地区洪涝。这种情况在德茂庄路、玉泉路等都有出现。

　　北京城区有部分中小河道多年没有疏挖整治，河道淤积堵塞，排水能力严重不足，如承担西南部地区重要排水任务的丰草河未实现规划，河道排泄不畅，降雨时壅水漫溢，致使地区洪水进入桥区，是造成2011年“6•23”丰益桥、管头桥积水的主要原因，但此两处积水点在1年之后的这次暴雨中仍然发生积水现象，说明解决排水河道问题非一时之功，须同城市规划和建设结合起来加快推动。

　　4、城市水面调蓄能力严重不足

　　城市水面面积是调蓄城市内涝的主要手段之一。如故宫数百年来几乎未发生内涝现象，原因之一就在于故宫周围有环故宫可起调蓄作用的护城河;同样团城千年以来也未发生水淹现象，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位于具有调蓄功能的北海附近，可以把多余的水排入北海。近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不少市区河湖由于被侵占而缩窄或淤积，导致蓄泄洪能力降低;甚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部分河湖被填埋(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有湖泊200余个，目前仅存50余个)，市区水面所占比例由5%降低到2%左右，如北京南湖渠地区，原来本是一片洼地，作为北京市排水主干河道坝河支流之一的北小河，现已变成超过20万人的望京社区。城市水面减少相应地降低了城市内涝的调蓄能力，从而增加了暴雨内涝的发生频率。

　　5、极端天气明显增多，局地暴雨频发

　　6月30日20:00至7月6日10时,武汉已累计降水520.5毫米,突破武汉有气象记录以来周持续性降水量最大值。持续降雨导致武汉发生特大洪水，全市交通瘫痪学校停课，火车站被淹，地铁如瀑布。

　　近20年北京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城市热岛和雨岛效应明显，高楼大厦(跟小型山峰的降雨特性类似)的局部小气候条件容易形成历时短、强度大、范围小的局地突发性暴雨，城区出现局地暴雨的频率与强度远高于周边建筑物低矮地区，降雨强度往往超过70mm/h极端天气标准，导致城区的极端天气频频发生，产生局部内涝。2004年以来，北京共发生极端天气43次，暴雨来势凶猛，历时短、积水断路等灾情出现快，导致预报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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