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和自己的身体说过话吗？你感谢过自己的各个器官吗？

最近在《科学养生》上看到一文，讲到作家贾平凹是如何自愈疾病的。

知名作家贾平凹是文坛上着名的老病号。他三十多岁时患了乙肝，当时他几乎跑遍了西安市所有有名的医院治疗，都没有治好，差一点就死了。可是他到了四十五岁以后，却“意外”地好了。为此鲁豫曾经专门采访了贾平凹这个问题。

鲁豫问：“您的那个肝炎，听说是自己治好的，你用的什么方法？”贾平凹说：“最主要一点是精神放松。还有一招就要跟自己的肝聊天。对待任何东西，要有感恩的心。你要善待你身体的各个器官。晚上睡觉时，感谢身体每一个器官。”

肝难受的时候，他会对肝说：你病了，却还要为我工作，你要忍着点啊；肝好点的时候，他会说，谢谢你啊，你这么听话，我今天舒服多了。他每天和自己的肝说这说那，就像是安慰另一个自己。当关怀肝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关怀自己。就这样，多年以后，他的肝病奇迹般地好转了。很多年过去了，他活得越来越健康。

贾平凹曾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我是文坛着名的病人，差不多的日子都是身体这儿不舒服那儿又难受。尤其在三十出头的年龄里患上了乙肝，一直病蔫蔫的近二十年。这几年胳膊腿儿来了劲，肝病竟没事了。得知肝病没了，许多人都来讨药方，我的答复是：有两点可以使自己健康，那便是精神放松和多做好事。

我是这样放松精神的：不就是个病嘛，我们每个人都要体验到死却无法再总结，而病是生与死的过渡，是可以成为渗透人生的一堂哲学课啊！能很快治好当然好，一时治不好就与病和平相处，受折磨要认定是天意，就承受折磨，最后若还治不好，大不了就是死么，活着都不怕还怕死？

至于做好事，能帮别人就帮别人，帮不了别人就倾听别人诉说。与生人相处要尊重生人，与熟人相处要宽容熟人。

以下文字摘自贾平凹的《我的人生观》第六章“病是一种哲学”：

　　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是身体最不好的时候，得的是肝病，是乙型肝炎，当时谁也没办法治。西安市的大小医院，也不是大小医院，基本上有名的医院吧，我都住过。每年都住，经常是一住就半年，最短也要两三个月。当时我那些病友现在大部分都去世了，有没去世的现在在街上碰到，一谈起来，说谁谁谁又死了，心里就特别感慨。

这病到了我四五十岁以后，基本上就好转了，彻底好了，也不知道咋好的。好多人都问我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说不清，因为人们总觉得，按一般常识来说，乙肝它治不好。

我自己感觉精神放松是最重要的，还拿肝病说吧，一个是自己紧张，再一个是家庭紧张。家庭紧张自然就限制你，说这病是传染病，你吃饭当然就要给你定碗筷啊，毛巾啊，便池啊等等这些，这些全部把你限制了以后，它是不是也一直在说，你是病人，你是病人，强化了你的记忆。人被暗示之后，心里发愣的时候，就是起作用了。所以说我觉得首先这个家庭应该，得彻底忘掉你是个病人，精神上要放松。你不放松，你越对他好，他越强化他自己是病人，这不好。开头得这个病的时候，家里人背着我都哭了，觉得那是没救了，没希望了。记得那是九几年住院的时候，有一个作者来看我，那是个很老实的人。他来，在无意中，把他的想法就讲了。他说在路上我才想呢，才子多命短啊，说到这儿，他自己先笑了起来说，你看我这个胡说。我知道他那意思，是说我命也不长了，因为当时我自己压力也特别大。前两年我还碰到一个战友，就是病友嘛。他说，你那时可真严重，你都肝腹水了么。

我觉得人得了病以后，他的这个思维有不一样的地方，敏感，起码他感受力强的很。就有点儿像穷人，心事特别多，总害怕别人瞧不起了，或者谁把自己不当回人了。得了病以后吧，外头的风吹草动，大自然的东西你容易感受得来。原来别人讲这个生命体验，我理解生命体验就像一棵树一样，春天来了它肯定发芽，夏天来了它叶子变得茂盛，秋天就落叶，冬天它枝梢就干枯了。人也是，你比方说人的身体，三十岁的时候对大自然是一种感受，四十岁是一种感受，五十岁六十岁又是另外一种感受。你做一个健康人是一种感受，作为病人，他感受肯定要更灵敏一些。他经常会以一个弱者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不是很强的，他都是病恹恹的，调子也灰，不可能出现那种昂扬的东西。他做人，包括做文章，都是悲观的，灰调的。起码我自己体会吧，那种很清凄很阴柔的部分就多了。他不是在那争强好胜啊，使强用狠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但如果我很强盛，那肯定也是慷慨激昂的，连说话都是很大声很阳光的，绝不是现在这样子了。

另外我总认为人有些病是宿命里带来的，因为有些病无缘无故就好了，也没治过，还有些病就要害上好长时间。我曾经跟我的孩子也讲过这话，孩子有一度也得过病，但是在她得病的过程中也是，怎么治都治不好。后来我就跟她说啊，你得的这个病吧，许是上天降给你的灾难，起码你要懂得承受这个灾难，或者说是去享受它。既然是人家给你的，你就先忍耐着吧，在忍耐的过程中，学会享用它，这样就不再是烦恼了。就像一个人在休息的时候，外面嘈杂的很，吵得你越烦，你越睡不着这个觉。那你就干脆欣赏它，觉得这个也挺好听的，欣赏了它就会过去。

我一直有个习惯，就是在家写作的时候，窗帘从来没有拉开过，而且一天到晚开着灯。我喜欢没有窗户的房子，别人老说我有林彪的习性，但我自己觉得这样好，心里能清静。所以病房那时候也有病房的好处，心能静下来，一个人，再没有人来打搅你，再一个它想象力丰富。病了以后，比如打点滴，你躺在床上，几个小时一直就是望着那个天花板不动，人往往是静定思游，那样子脑子的想象力更好一点儿。我记得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太白山记》就是在那时写的，当时是在西安医学院附属医院。还有早先的《黑氏》，也是在病房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