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想到开酒吧这种形式？

　　张建波：我们也想不到更好的形式。男同性恋很隐蔽，大部分都结了婚。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接受干预，这需要一个平台。我们也有其他一些干预的平台，比如针对暗娼的“妇女健康中心”、针对吸毒人员的“针具交换中心”等等，但找不到艾滋病患者。酒吧是我们寻找并干预他们的一个新的模式。

　　如果不知道干预对象在哪里，那怎么干预艾滋病啊？酒吧能够帮助我们增加覆盖面。我们希望能够覆盖所有的边缘人群。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适当的引导，他们的交际会非常局促的，比如说，会在公厕、浴室，在那里面交际很容易会发生性行为。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健康的性行为，以及怎样防治艾滋病。

　　记者：酒吧开在哪里，有多大？

　　张建波：在大理市的新城区，还没有门牌号，那里比较繁华，面积一百多平方米左右，能容纳七八十人。我们不卖酒，但有茶水、小吃等，以防治艾滋病为主。营造一个健康的文化环境，给他们一个归属感，让男同性恋来了就不想走了，把这里当作他们的家，能够自我认可。在里面他们也能找到朋友、性取向相同的人，倾诉心理上的压力，减少一些社会问题。#p#副标题#e#

　　记者：会不会写明是同性恋酒吧？

　　张建波：目标人群是男同性恋者，但我们对外不会这么宣传。男同性恋来了以后，我们会干预他们，促进安全套的使用，教给他们健康的生活理念。

　　记者：你在其中担任什么角色？

　　张建波：我是酒吧的项目顾问，设置工作计划，督导他们的工作。

　　记者：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是同性恋吗？

　　张建波：不是。我们成立了一个NGO，由“艾滋病健康促进会”来管理这个酒吧。

　　记者：同性恋酒吧是不是引来了非议？

　　张建波：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我们是用纳税人的钱来建这个酒吧。其实，一个艾滋病患者一年的药费是两万多，加上其他的支出，国家每年花在每个艾滋病患者身上的钱至少是三四万。而据专家统计，一个艾滋病患者平均会传染8个人。

　　男同性恋酒吧对他们实施有效的干预和阻断，可以减少新发病的艾滋病患者。这样能为国家节省多少钱？政府一年投入的这12万是值得的。酒吧是微利的，利润用于房租，以及各种支出。我们的理念是，把一个失血项目做成一个造血项目。

　　而且，我们是要签协议的，一个项目政府拨钱下来，我们也要完成相应的工作指标。#p#副标题#e#

　　记者：同性恋人群的聚集，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

　　张建波：酒吧目的是防艾，而不是性活动中心，提倡健康向上，决不允许在里面有性行为，而且始终有工作人员在监管。我们会发给他们健康手册，教给他们防病的理念。

　　记者：这与你在医院的职务有关系吗？

　　张建波：没有关系。我是一个治疗艾滋病的临床医生，看到许多人不知道怎么预防而感染艾滋病，觉得我有责任来减少艾滋病的传染。

　　记者：你防艾的经验是什么？

　　张建波：要换位思考。站在艾滋病人群的角度，考虑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想达到什么目标，从而实现双赢。

　　但社会上很多人歧视艾滋病患者，就像乙肝歧视一样。人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讨厌的是艾滋病毒，而不是艾滋病人。希望不光是政府，包括民间各方面，特别是企业，也能够参加到防艾工作中来。

　　记者：同性恋特别容易得艾滋病吗？

　　张建波：卫生部部长陈竺说，同性性行为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同性恋会成为高发的人群，应该早一点介入干预，以免后悔莫及。但同性恋是根深蒂固的，包括遗传、生理、心理等原因。同性恋不是一种病，也不是违法。

　　记者：你能同意同性恋跟异性结婚吗？

　　张建波：我建议他们最好不要跟异性结婚，这样对大家都很好。当然，这也值得深刻讨论。从医生的角度讲，我们希望减少发病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