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艾滋病病毒随血液制品传入中国；

　　1983年－1985年，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制品感染4例中国血友病病人；

　　1985年，一名美籍阿根廷艾滋病人来华旅游，死于北京；

　　1989年10月，云南瑞丽吸毒人群中发现146例艾滋病感染者，系从境外传入；随后，全国各地在性病患者、暗娼、归国人员中发现少量经性接触传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995年，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的示意图上，一直上扬的曲线呈现45度角跳高而升的趋势：我国中部一些地区的有偿供血人员中发现了为数不少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中国的一些艾滋病监测人员起初的习惯是，哪一个地区出现艾滋病感染者后，就在地图上那一部分打上红点；2000年，这项工作他们停止了：中国地图上已经没有被艾滋病遗漏的省份。

　　记者们也在短短的几年内不停地改写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数字：从几个人开始，之后几万人，２００１年６０万人，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这个数字被改成１００万人，它意味着，近１３亿中国人中间，每１３００人中就有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p#副标题#e#

　　在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迅速扩大也给卫生部门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医护人员培训，医院病床增加等各方面都受到挑战。艾滋病的预防控制工作花费也给政府公共卫生部门的经费投入带来压力。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９２年底，我国仅中央政府和国际组织用于我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累计花费为３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卫生部从１９９３年到１９９８年投入的艾滋病防治经费为５４９０万元。从１９９８年后中央政府的艾滋病防治投入每年增加到１５００万元，２００１年后再次增加为每年１亿元，最近为了应付艾滋病病人急剧增加的情况还要大幅度增加投入。

　　从目前情况看，宣传教育和干预是最重要的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手段。只有在流行初期果断加大投入，才能避免出现日后不得不将绝大部分卫生资源投入到艾滋病人治疗上这样的被动局面。国外的教训证明：如果在艾滋病流行早期不在宣教和干预上加大投入，舍不得这笔钱，到流行的中期就不得不拿出１０倍甚至更多的资金用于病人的治疗，而到流行晚期，艾滋病病人的治疗将要耗尽几乎所有的卫生资源，甚至导致整个卫生服务系统崩溃。

　　即使这样依然不能满足防治的需求。我国必须面对以下的情况：在目前卫生事业费中预防的经费上升比例很小的情况下，艾滋病流行挤占了宝贵而又稀缺的大量资源。

　　当我们静下心来仔细分析，就可能发现，对艾滋病的防治，早已超过对一种疾病严阵以待的健康范畴。曾被某些人轻视、认为只有外国人才得的这种疾病，认为只要中国人洁身自好就能避免的这种疾病，根本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当艾滋病的流行引起人们的警惕时，它吞噬的，已经不限于世人的健康，它的胃口，已经大到可以吞吃下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