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生活

　　1月22日，记者见到今年44岁的李建平时，他正在天水火车站等活。“我原来给兰州一家酒店送土鸡，后来啥都干不成了，两个儿子供不起，现在都辍学在家……”李建平说起往事，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不停地猛抽着烟。他说，自从2003年被诊断为艾滋病感染者后，所有的亲戚和他都不来往了，那时侯他整天待在家里不出门， 4年自暴自弃的生活让他耗尽了家里的所有积蓄。直到2007年10月，他被宣布没有艾滋病再次重燃生活的希望后才出来打工。目前，他和爱人在麦积区租了一间小房子住，靠打零工挣点钱来维持生计。运气好的话一天能挣30多元，有时候就不好说，甚至挣不到钱。

　　“这几年来，他像换了个人，精神垮了，整天酗酒……”和李建平一起干活的一个亲戚何先生说，李建平虽然只有三年级文化程度，但以前的他还是一个精明能干、积极开朗的人，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而现在判若两人。他们和李建平再次接触，也就是在李建平被宣布没有艾滋病以后。#p#副标题#e#

　　维权之惑

　　“4年玩笑开得有点过分了，现在要做的，就是为自己维权。”李建平说，他一直在找卫生部门，希望能协商解决，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协商结果，而最近一次找卫生部门是在2009年11月。“病好了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可以在5万元以内赔偿，否则就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李建平说，这是他这次在天水市卫生局得到的答复。“5万元赔偿太少，没有依据，相信法律会给我一个交代……”不太懂法的李建平这么认为。

　　2009年，曾有律师愿组团为李建平打官司，并为他计算出了144万元的高额索赔数字。然而，李建平说尽管如此，鉴于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他没有能力打官司，只好暂告一段落。当记者提醒，如果经济有困难，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时，李建平显得很茫然。众所周知，诉诸法律维权，就要在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限内起诉，否则将“失权”。那么李建平究竟要以什么理由为自己维权？如何维权？索赔数额又是多少？当记者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在李建平的大脑里似乎都很模糊，李建平的回答也有些无奈：“和政府部门打官司，确实没办法，但我要给全家一个交代，老婆、孩子……”李建平一字一顿地说。#p#副标题#e#

　　采访调查

　　李建平缘何“被爱滋”长达4年之久？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面对并不愿善罢甘休要求赔偿的李建平，当地卫生部门又是什么态度呢？带着这一系列疑问，记者首先来到天水市疾控中心了解情况，但未果。

　　1月26日，记者在甘肃省疾控中心了解相关情况。该中心艾滋病防治科余主任首先肯定李建平没得艾滋病。据余主任介绍，当时，清水县当地有卖血现象，一些村民因此感染了艾滋病。2003年，清水县没有抗体筛查实验室，要将病人或感染者血样送到天水市疾控中心抗体筛查实验室初筛，并随后送到省疾控中心确认。结果，李建平与一同送来的同村其他两名感染者均被检测为阳性。为此，省疾控中心按规定，给天水市疾控中心出具了李建平等3人为HIV阳性的确认报告，这一消息再从天水市卫生部门反馈到了清水县卫生部门。2006年6月，省疾控中心购置了仪器，通过国家质量考核后开始做CD4细胞计数(HIV的感染者还是患者)项检测。清水县疾控中心采集感染者血样送省疾控检测时，李建平的CD4细胞计数为600多，接近正常人。于是，省疾探中心立即要求清水县重新采一份李建平的血样检测，结果一样为600多。省疾控中心抗体筛查实验室再次对李建平的HIV抗体进行复核，却发现是阴性。接着，对几年来送检来的血样全部进行了复核，发现原来的检测结果和现在的照样吻合。#p#副标题#e#

　　“可以肯定省疾控中心没有出问题！”余主任说。对于当时没有告知李建平真相的原因时，余主任说一方面核查需要一定时间，另一方面清水县疾控中心人员一直在寻找恰当的机会，曾和李建平联系过，但恰好其外出不在当地。2007年10月19日，省市县三级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到李建平家中最终进行了告知。同时，他们也开始积极查找原因，但由于时间太长，环节多，无法查出问题具体出在哪里。原因可能是多样性的，采血时血液被污染或本人当时有疾病产生抗体，都可能出现以上情况。

　　另外，据余主任介绍，李建平几年来领取现金及物品补助1万余元，对其之前被诊断为艾滋病感染者的情况也一直高度保密，并未对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况且，李建平以前和疾控中心的人关系非常好，在告知他没艾滋病时，他的要求也只是给他摘掉艾滋病“帽子”，现在李建平的态度变化太大了，其144万元索赔是天价，缺乏依据。3至5万元是卫生部门可以接受的数字，但强调这笔款项应当说是补偿，而非赔偿。他们一直在给李建平说，不能接受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