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之处依然很多

　　我喜欢重返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看一看艾滋病治疗的效果。若干年前，我认识了加勒比海地区一对出生时便携带HIV的双胞胎年轻人，当时他们大概活不了几个星期了。去年再次见面时，他们身体健康，面带微笑，拥抱时能感觉到他们强壮有力。这样的景象实在太难得了。尽管有希望之光不时闪现，尽管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但仍有几千万人被落在后面。每天因为得不到治疗而死去的孩子是我们在加勒比海地区、印度、中国和非洲所救治人数的几千倍。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的基金会承诺把巴西和泰国———它们的儿科医疗保健走在其它国家的前面———以外接受艾滋病治疗的儿童人数增加一倍。通过降低药价、接受私人慈善家的捐款和帮助培训医疗工作者，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这或许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现在需要治疗的66万名儿童当中只有4万人如愿以偿。即使我们今年再增加5万人，即使其他捐赠者再接再厉，也仍然会有几十万名本不该死去的儿童离开人世。我的目标是把接受治疗的人数增加四倍。

　　我为我们所取得的进步欢欣鼓舞，却也为得到治疗的孩子这么少而感到难过。能为半个地球以外的非洲农村地区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妇女提供药物，我感到振奋;不能让她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首先不要染上艾滋病，我感到恼火;患者得到了艾滋病药物却没有食品和干净的水，这让我沮丧;我们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留住非洲的基本医疗保健工作人员，这让我郁闷。

　　别误解了我的意思，其实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多边机构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防治这种疾病。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布什政府、盖茨夫妇基金会等都大幅度增加了这方面的款项。正是因为这些努力，如今有130万人获得了维系生命所需要的药物。但是，在有几千万人需要治疗的情况下，130万人还不够。

　　我在1992年无法挽救里基·雷，但我们改变了美国的艾滋病状况，使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救命的医药和治疗。如今我们可以在全世界推广这种做法，到这个十年结束时挽救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希望大家一起努力。#p#副标题#e#

　　艾滋相关药品价格控制

　　过去25年间，艾滋病治疗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当选总统以前，我和希拉里的好朋友当中就有人死于艾滋病。当我第一次踏进白宫时，对这种病还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办法。到我第二个任期之初，三种药物抗逆转录酶病毒疗法(即鸡尾酒疗法)的应用使艾滋病从不治之症变成了一种只要用药就可以得到控制的慢性病。

　　在美国，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率因治疗工作而下降了80%。遗憾的是，非洲几乎没有人能买得起药，1992年至2000年间，那里的HIV携带者从700万人增加到2200万人以上。

　　离开白宫时，我想继续努力减少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死亡人数，尤其是在病毒携带者占全世界总数三分之二强的非洲和HIV携带者与艾滋病患者激增的亚洲、东欧和加勒比海地区。显然，药物和检查费用虽然在2000年至2002年间已经显著降低，但必须进一步下调。在艾拉·马加齐纳———此人曾在白宫和我共同开展医疗保健工作———的领导下，基因药物公司同意在发展中国家大幅度降价，以此换取更高的销售量和更多的援助来降低生产成本。爱尔兰、加拿大、挪威、瑞典、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私人捐赠者的慷慨解囊确保了这些公司会因为销售量上升而获利。共有55个国家加入了我们的采购协议，如今它们每年购买最常用的鸡尾酒药物的花费不到140美元，比以前的最低价格还减少了50%以上，为监控患者的治疗反应而进行必要检查的费用下降了高达80%。在这种情况下，其它公司也只好降价。

　　价格降低、竞争加强提高了政府、基金会和国际机构新增投入额的购买力。总的来说，2004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得到治疗的人数从不足40万人增加到超过130万人，约25%的新增人数是通过我们谈判签订的合同得到医治的。假如发展中国家都以这种价格购买艾滋病药物，那么，我们花同样多的钱就能挽救远远更多的生命。#p#副标题#e#

　　艾滋控制需要社会各界的通力配合

　　随着治疗机会的增加，有患病可能性的人就会更加乐意进行HIV检测。只有让已经感染了病毒的人明白自己的状况，我们才能遏制新增受感染者不断出现的势头。这是一项亟待开展的重要工作，因为90%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不知道自己感染了HIV。去年我的基金会通过谈判使一项在几分钟之内出结果的HIV检测降价59%，今年南非国家莱索托———该国三分之一的成人携带HIV———将展开积极的努力，让所有12岁以上的人都接受检查。

　　过去几年间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对艾滋病采取的立场日益坚定，这正是我所鼓励的。几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艾滋病会议上，一个名叫宋鹏飞的年轻人勇敢地站起来承认自己感染了HIV。我邀请他上台，热情拥抱了他，并带他同台上其他政府官员一一握手。国家电视台转播了这个场面。此后不久，国务院总理接见了艾滋病问题活动家，国家主席到医院看望了艾滋病患者。如今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加大力度防治这种传染病。

　　我的基金会受邀在非洲、亚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东欧的25个国家帮助防治艾滋病，中国是其中之一。我们的400余名工作人员正竭尽所能按照东道国的要求给予帮助，最艰巨的挑战大概是在贫困地区建立医疗服务网络。幸好有保罗·法默和他的“健康伙伴”组织以及其他人的帮助，我们在不断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