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花白头发，面色有些憔悴。这是张北川教授第二次来到武汉，时值2月16日。

　　作为艾滋病防治专家、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去年11月，张教授来汉，启动武汉的男男性接触者调查。该调查是科技部十五攻关项目，涉及了包括武汉在内的9个城市。此次来汉是与课题的参与者同性恋志愿组织馨缘工作组商量合作事宜。张教授拿出两张名片让记者挑选，一张有“医生”的称谓，而另一张印满了各种头衔。他笑着解释：“我更喜欢第一种名片，因为我自己最实质的身份就是医生，一个为同性恋群体服务的医生，我所做的工作说到底只是个医生。”不过，有时，别人可能需要了解我的一些职务什么的，于是，我只好印了这第二种名片。”

　　不是我第一个研究同性恋，张北川说，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性健康中心教授，1989年开始研究同性恋人群，是我国最早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是获得“贝利-马丁奖”的国内第一人，该奖是奖励中国艾滋病防治界杰出人士的国际知名奖项。许多人都说张北川是中国最早从事同性恋研究的著名学者，而张教授不这样看。“我并不是最早的研究者和干预者。在我之前，早有‘先驱’，比如陈秉中教授，他早在我之前走近了这一特殊群体，并为这一研究付出了比我多得多的牺牲。”1991年，陈秉中开展了有关同性恋的调查工作。然而，1993年，他的工作被迫停止，本人也被迫从中国健康教育所所长岗位上退下。1994年，张北川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同性爱》，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讨论同性恋问题的学术著作。相比陈秉中，张北川说：“我还是幸运的。当年出这本书时，是有关部门特批的。”万封来信诉说同性恋隐痛“（《同性爱》出版后）我当时以为自己把国际上先进的理论引入中国，我的工作也就完成了，然而，书出版后读者的反响却令我始料不及。那几年我所收到的信不下上千封，至今已收到上万封信。一开始，我几乎每封信必回，后来实在受不了，只有挑一部分回复。”在这上万封信中，张教授读到了许许多多同性恋者的隐痛：有自惭形秽，惊恐迷茫的；有姑娘示爱，不知如何拒绝的；迫于父母压力结婚的……“我始终记得一位大学生的来信，他在信中说，买了我的书后，却没地方看，只能每晚跑到路灯下读，读完后，便把书烧了。其实，烧我书的又何止他一个呢！”而一些未成年人的来信就更让他感到难过。“最小的孩子只有14岁，他不能和家人说，也不能和朋友说，只能向一个遥远的陌生人倾诉，这样的压力可想而知！”说这些的时候，张教授的眼睛湿湿的。“许多人想到研究同性恋是因为学者的好奇心和搞艾滋病研究，而我则是因为看到这些不公平，转而研究的。”1997年，异性恋者张北川和一批不同性取向的学者创立了“朋友”项目组。1998年，项目组开始出版一本名为《朋友》的内部双月刊。“通过这些刊物，让人们科学地了解自己，不再恐慌和害怕，并获得彼此的交流。”同性恋者八成以上会结婚张教授说，在我国，与普通人群相比，男同性恋群体中的艾滋病感染率要高出20倍。与国外同性恋者不同，中国同性恋群体的一大特点是80%以上的人迫于世俗压力结了婚或者将要结婚。张北川所说的这一比例，在武汉馨缘工作组的调查中再次得到印证。去年，馨缘工作组对400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显示，28岁以上的同性恋者有八成已婚。但他们一直过着“双重生活”---既有婚姻生活，也有同性恋生活。据张北川对1100名男同性恋者的调查表明，77%的同性恋者经历过严重痛苦，34%有过强烈自杀念头，10%有过自杀未遂行动，66%孤独压抑，50%严重影响工作。“当一位同性恋者感染上艾滋病时，他将要面临的是双重歧视，在这双重歧视下难以生活！”张教授说，“不止一次，那些被感染艾滋病的同性恋者向我求助：该怎样告诉家人？我只有对他们说，就说是找过小姐吧。”

　　春天来了，更要努力耕耘尽管对于同性恋群体的误解和歧视仍然存在，但张北川却乐观地说“春天来了”。张北川所说的春天是“非典”后，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公共卫生问题。同性恋群体以及由此而面临的艾滋病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坚持了这么多年，我现在的工作越来越好做了。去年，央视的新闻调查《以生命的名义》播出后，理解同性恋人群的人多了，工作更好开展了。”说到这里，一直神情凝重的张教授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现在许多地方卫生部门的官员们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不过，这还不够，还需要更多地方领导层官员的理解和支持。”张说，“在艾滋病蔓延的情况下，要防止艾滋病，中国不可能回避同性恋问题。”目前，九城市男男性接触者调查课题便是要进一步了解同性恋群体状况，以便通过干预控制这一人群中的艾滋病蔓延。这次调查，张北川几乎全部选择了与民间组织合作。比如在武汉，与他合作的便是馨缘工作组。张教授解释说，“我们做的工作实际上是同伴教育工作，同性恋志愿者更容易接近同性恋群体，做起工作来更容易。不过，虽然主要是依托民间组织做这个课题，但基本上每个城市的卫生疾控部门也都参与其中。”“春天来了，但春天不是收获的季节，而是要努力耕耘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