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在夜里醒来，躺在那儿侧耳倾听，我便满怀向往，向往重返非洲。”明威笔下的非洲，是自由奔放的。他在肯尼亚狩猎，在荒原上满不在乎地抨击文坛风云。是不是在非洲呼吸就能更加自由畅快，是否看过了非洲极苦，回归生活后就会更加幸福快乐？

　　2009年11月9日，肯尼亚洛得瓦附近的Kokuru 。来自肯尼亚北部偏远的图尔卡纳部落的小男孩对着相机嬉笑。当时，村民们正等着看其他村民是否会推选自己发放食物救济。当地村民通过民主投票程序自己决定哪个家庭应该得到食物救济。当选的村民一般把食物分给那些遭受损失的村民，因为总是僧多粥少。

　　“每当我在夜里醒来，躺在那儿侧耳倾听，我便满怀向往，向往重返非洲。”

　　抵达非洲的第一个晚上，海明威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海明威笔下的非洲，是自由奔放的。他在肯尼亚狩猎，在荒原上满不在乎地抨击文坛风云。是不是在非洲呼吸就能更加自由畅快，是否看过了非洲极苦，回归生活后就会更加幸福快乐？

　　刚过去的2010年三八妇女节，艾滋病仍然是全世界最受关注的妇女问题，在肯尼亚，2/3艾滋病感染者是女性，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2009年夏天，我参加了肯尼亚当地的抗艾滋病非政府组织Living Positive Program（LPP）的工作，去了解那个世界。

　　消融着乞力马扎罗的雪

　　当欧美和亚洲被背包客剖析得不复神秘，东非大裂谷、国家公园、动物大迁徙，这些关键词却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以平均100美元/日起的花销涌进肯尼亚。肯尼亚著名的滨海城市蒙巴萨商贾云集，海边的高级酒店别墅划下了一片片白沙滩，豢养游客的种种浪漫幻想。更重要的是，赤道雪山—乞力马扎罗山雪顶的迅速消融，更是让高端旅行者将肯尼亚早早列入行程单。

　　肯尼亚旅游业的传统海外客源地主要是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但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传统旅游客源市场持续低迷，肯尼亚已开始大力开发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客源。从广州飞到“非洲小巴黎”内罗毕，驱车往马赛马拉看野生动物，再到安博塞利看乞力马扎罗山，一周左右的旅行成本轻易过万。

　　乞力马扎罗山位于赤道以南350公里左右，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边境地带。在斯瓦希里语中，乞力马扎罗山意为“闪闪发光的山”。由于海拔高达5896米，虽然身在赤道却有皑皑雪顶。山麓的气温有时高达59℃，而峰顶的气温又常在-34℃，植被垂直变化十分明显。虽然乞力马扎罗山并不算在肯尼亚境内，但最佳观看地点却是肯尼亚的安博塞利国家公园。天晴的时候，安博塞利就像是用大象和斑马作前景的照片，而背景就是乞力马扎罗山完整的山体。

　　这里的气候可以说是全球最复杂多样的，这里对于全球的气候变化也最为敏感，即使是最细微的气温变化，也会导致最严重的后果。雨季刚刚结束，安博塞利的草地却已枯黄，藏不住几具斑马的尸体。

　　在全球气候变暖冰雪融化的背景下，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当然未能幸免。过去的80年里，山顶冰川萎缩了80%以上，非法伐木业、木炭生产业、采石业及森林火灾，都加剧了冰盖的融化进程。乞力马扎罗雪顶可能在未来的10年内彻底融化消失，而冰川的消失将对这个地区的生态系统带来近乎灭顶的破坏。安博塞利将失去大量的水源滋养，失水的土地怎样维系各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倘若国家公园退化成荒漠，又怎能再吸引一掷千金的外国游客？

　　冰川的消融也使居民的淡水供应减少。事实上，生活在乞力马扎罗的马赛族人已经受到雪顶消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每年的降水量直线下降，咖啡和茶叶种植都面临着威胁。为谋生计，马赛族人不得不迁移至山脚下的雨林保护区，因为没有其他替代性能源，又只好砍伐森林，用作木材，加剧了水土流失，造成了恶性循环。

　　气候变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衍生物，当他国加速工业化的时候，肯尼亚正在受殖民统治，为他国发展提供原始积累的土壤，走在后面的肯尼亚却要最先承担工业化毁坏环境的恶果。我始终记得内罗毕大学的教授深吸着烟，紧锁眉头对我说，你说，肯尼亚能怎么办呢。

　　百年血泪殖民史

　　由于长期受殖民统治，至今肯尼亚最发达的地区仍是殖民者最早踏入和重点建设的蒙巴萨和内罗毕，而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北部和东北部农牧区，土地贫瘠，卫生条件极差，饮水也成问题。人口过快增长和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又造成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将近一半。同时，贫富差距极大。我在肯尼亚采访了当地最大的贫民窟齐贝拉，它离繁华的商业区不过五分钟步行路程，仅仅相隔一个小市场。市场里，水果鲜艳的色彩反射在衣着光鲜的妇人脸上，她对我说，她就住在附近的住宅楼里，可她从没进过齐贝拉。

　　肯尼亚的经济格局和那条历史悠久的血泪铁路有着密切的关系。1902年，英国人建成了这条起于蒙巴萨的铁路，企图捆住尼罗河的源头，贩卖维多利亚湖边的健硕黑人。为了回收投入，英国政府鼓励欧洲人向铁路沿线移民。低廉的土地价格和各项优惠政策，引来了众多怀揣致富梦想的白人贵族。他们在铁路沿线开发咖啡和茶叶种植园，将商品经铁路运到蒙巴萨海边，再发向世界各地。

　　现在这条铁路仍负担着大量的货物运输，同时因连接草原旅游区和海滨旅游区而大受外国游客欢迎。从内罗毕往蒙巴萨，你可以看见海面和清晨一起到来;从蒙巴萨往内罗毕，你可以看见猴面包树和大象在荒原上的剪影。火车左右剧烈摇晃，一等车厢里的白人乘客抱怨连连，百年时间似乎从来没走。

　　不论是铁路建设还是种植园的开发，都迫使众多肯尼亚的土著居民背井离乡。他们被驱逐到相对贫瘠的“保留地”，其间还发生了一些种族屠杀事件，加上疾病蔓延，原本占据着肯尼亚高地的吉库尤人人口数量大减。由于土地不断被侵占，纠纷时起，到了“二战”之后，吉库尤人发起了“茅茅运动”，一系列抗争后肯尼亚终于独立。而此时，众多殖民国已经通过那条血泪铁路远远地走在前头，留下满目疮痍的肯尼亚。

#p#副标题#e#　　凯伦夫人的伤心地

　　“我在非洲曾有个农场，就在恩贡山脚下。”

　　自传体小说《走出非洲》里，凯伦夫人的种植园生活吸引了大批读者，而她也成为了丹麦名人，还曾出现在国家的纸币上。凯伦·布利克森1885年出生于丹麦西兰岛一个贵族家庭。1914年，她和表兄结婚，坐着那列从蒙巴萨开出的火车，来到内罗毕附近的恩贡山下经营咖啡种植园。

　　八九点的晨光里，我来到凯伦故居前，正好看见恩贡山的七个山头浮现在花园尽头。凯伦的丈夫常年醉心于狩猎，我想，当年的她早已习惯在动物稀稀疏疏的声响中醒来，在吉库尤族管家的照料下吃早餐，然后带上她的黑色猎狗出门狩猎，期待夜间她的情人丹尼尔斯会带来新的战利品，然后坐在篝火边听她讲故事。又或许，丹尼尔斯会驾着螺旋桨飞机来，带她俯瞰角马迁徙过河。1925年，凯伦终于和丈夫离婚，但丹尼尔斯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离世。凯伦将他葬在了恩贡山最高的山头，她说，在那里，他可以看见草原和狮子。

　　1931年，国际咖啡市场萧条，种植园破产，凯伦不得不回国。一场冒险，最后还是独自离场。尽管如此，晚年的凯伦还是时常挂念肯尼亚恩贡山下的伤心地。

　　凯伦应该不曾想过，恩贡山下的种植园，最后还是变成了政府的保留地;她狩猎遇险，爱上丹尼尔斯的那片草原，已经变成白人区;恩贡山上情人的坟边，早已不见狮子的踪影，却可以看到山坡下的贫民窟。

　　走在贫民窟，好奇的儿童喜欢尾随你奔跑在红土路，陪你一起经过几片不起眼的玉米田。略微枯黄的草地上，硬生生地长出了几棵并不高耸的树木。路的另一边就是恩贡山下的马沙雷贫民窟。赤贫的地方，的确存在大自然的美，但一转头浪漫立即终结，贫穷就在那儿，无法回避。

　　走不出的艾滋阴影

　　同是女人，同在恩贡山下，如果说凯伦的故事还有些浪漫情怀，那么肯尼亚给卡索尼的，却是更加直接残酷的人生。

　　卡索尼是我工作的非政府组织Living Positive Program（LPP）帮助的对象之一，是恩贡镇的贫困艾滋病妇女。卡索尼1969年出生在肯尼亚赤贫家庭，小学辍学后便早早结婚生子;丈夫同样出身贫寒，他患了艾滋病，很早就去世了，留下染上艾滋病的卡索尼独自抚养六个孩子。40岁的卡索尼生活拮据，孩子的教育支出，和40年前一样，依然是家庭的巨大负担。

　　和众多来肯尼亚的中国人不同，我并不是什么高端旅游者。除了周末，我大多在恩贡镇，也就是凯伦的种植园附近。每天我都要穿过马沙雷贫民窟到工地一样的办公室开会，和同事讨论当天的工作内容，然后去贫民窟家访，到LPP的托儿中心亲手翻修教室，去挨家挨户地拉赞助，和企业谈合作，或者坐上疯飙的巴士到内罗毕工业区调研。

　　比起众多的艾滋病妇女，卡索尼已算幸运—她至少有一份由LPP提供的工作。她在LPP下属的蜡烛工房做蜡烛，还负责一些蜡烛的销售。而大多的艾滋病妇女很难找到工作，比如LPP的另一个帮助对象索菲娅，她原在一个富人家里帮工，雇主得知她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后便解雇了她。

　　LPP是一个旨在帮助艾滋病妇女自力更生的组织，建立不过两年，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过来工作。由于资金不足和缺乏社会企业的经营经验，LPP自身也困境重重。蜡烛工房是我们这批工作人员建起的，希望艾滋病妇女能够学会做蜡烛的技能。恩贡镇在旱季时隔日就停电，倘若蜡烛的销售情况良好，也能为组织和组织帮助的妇女带来新的资金来源。但蜡烛工房刚建立，一次只能提供六到八个工作岗位，LPP的另一个经营实体裁缝作坊，一次也只能接收五六个妇女。为了培训和帮助更多的贫困艾滋病妇女，只能定期换上新人，由于没有长期负责跑订单的人员，有时候衣服做出来也只能堆放在办公室里。

　　2008年12月，一个新生命加入了卡索尼的家庭，这是她的二女儿—15岁的菲斯未婚生下的孩子。这给卡索尼肩上添了又一重担。

　　“男人都很坏。”菲斯说。

　　问起孩子的父亲，她说，我不知道他在哪，也不会再回到他身边了。

　　卡索尼往往这么说：“贫民窟的男人都太糟了，他们酗酒、嗑药、作奸犯科，把艾滋病传染给了女人，还抛弃她们，这些，我从小看多了。”

　　正如卡索尼所说，贫民窟中酒精和毒品泛滥，强奸事件也时有发生;生活所迫，许多妇女不得不以性交易谋生;人们宁愿省下购买避孕套的钱去购买食物;加上妇女本身防范意识的薄弱—对于贫困的妇女来说，在艾滋病面前她们手无寸铁。

　　据2008年底的统计，肯尼亚成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约为110万人，其中2/3是妇女。翻出LPP2008年的帮助对象名单，我惊讶地发现，短短一年之内，已有将近一半的名字被画去。这些被画去的名字背后，是一群失去母亲，很可能变成艾滋病孤儿的孩童。艾滋病有一定的潜伏期，在这一阶段，尽管检查结果是阳性，病毒携带者的日常身体状况也和正常人无异，我在LPP工作时接触的大多数妇女就是这样的。因为空腹服用抗艾滋病药物ARV会对胃造成极大损伤，对于一日三餐没有着落的贫困艾滋病妇女而言，如果身体没有明显不适，她们常常避免服药，结果病情爆发难以控制，留下连母亲长相都来不及记清的孩子。

　　贫困艾滋病妇女的生活，似乎都被拉进了一个圈：她和她生活类似，这一代又重复上一代的生活。像LPP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拉着她们艰难地冲撞这个圈的边缘，希望从这一代开始结束这个循环，或者至少，带着眼前的这个人跳出循环。可是艾滋病最大的诱因—贫困，依然大量存在：肯尼亚全国有超过50%的人口每日生活费不足一美元，生活在赤贫线以下。而首都内罗毕的富人区Westlands的酒吧却是夜夜笙歌，不眠不休。

　　东非草原上，太阳照常升起。小说里，凯伦看见了情人狩猎归来的身影。国家公园里，外国游客悠闲地看自然界弱肉强食。蒙巴萨海滩上艳阳高照，白人游客穿着比基尼在沙滩烧烤聚会。而眼前的卡索尼提起昨日做好的蜡烛，准备挨家挨户地卖。这一幅幅现实切片，全都是肯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