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农民的艾滋病生涯，这是一个农民的“被艾滋”传奇。

　　甘肃省天水市瓦寨村村民李建平于2003年农历九月初被天水市疾控中心检测为艾滋病感染。2007年10月，天水市疾控中心宣布，李建平艾滋病痊愈。

　　注意，天水市疾控中心宣布的不是检测错误，而是“艾滋病痊愈”。于是，一个误诊及其纠正，就变成了一个从患病到痊愈的特大喜讯。

　　唯一不能说明的是，艾滋病痊愈的原因。如果他们坚持不是误诊，那么应当研究李建平“痊愈”的原因，是发放艾滋病关怀补助的结果，是他们治疗的结果，还是李建平的身体具有特异的秉赋。

　　我们应当恭贺李建平的“被痊愈”。根据报道，4年间，李建平共被抽血检测16次，却没有见到过一次检测报告，而有内情人士表示，2006年疾控中心已经知道李建平身体是好的。这个内情，可以让人产生复杂的情绪反应。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被错误检测为艾滋病3年以后，才会被发现身体是好的，而这中间还有过多次抽血检测，疾控中心的所谓检测难道多是装样子？而发现身体是好的以后，并不通知本人，让被误诊者继续生活在阴影中，这足够让人愤怒。

　　你的误诊可以原谅，甚至你长期未能发现误诊也可以勉强原谅，但你发现误诊以后还要继续维持误诊，这不可以原谅。如果李建平没有一次悄悄的自费检测，从而获得自己健康的报告，这个由误诊而引发的“被艾滋”闹剧还要演多久，疾控中心是否有向他宣布“痊愈”的一天？

　　不过，我觉得李建平仍然应该庆幸自己的生还。被误诊为艾滋病是痛苦的，误诊被发现以后疾控中心没有及时告知结论是不幸的，通知健康时回避误诊而宣布为“痊愈”是可笑的，但是在2006年疾控中心发现误诊以后，直至2007年10月，此间应该还有过多次抽身检测，李建平没有被发生真正的感染，情况还不是最为糟糕。要知道，如果发生了感染，误诊就不复存在，而那一次被发现为健康的检测，只不过是一次不准确的例外。

　　自然，误诊只是一种专业错误，误诊而不通知本人只是违反专业规则，如果发生为维护误诊结论而使人感染艾滋病的情况则是犯罪。但从错误到犯罪的扩大程序，也并非不可想象，掩盖真相可以使人变成魔鬼，错误的扩大程序有时是会启动的。所以，李建平哪怕身历梦魇，还是要有一些幸福感才好。嗯，苦中作乐，便是积极的态度，事情总要虑及极坏，从而产生莫名的愉快，这是无奈，却是现实的要求。

　　我们的幸福指数，经常需要通过一种对比性的想象而提高。例如，我们设想，假如不是改革开放，而是闭关锁国，该是多么麻烦啊，于是我们知道幸而生活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例如，我们设想，假如连花衣服都不许穿，该是多么无趣啊，于是花衣服不会被剪掉，我们很愉快。

　　李建平被诊断为艾滋病4年。这是一个医学的宣判，疾病的不良预后足以使人相信生活从此中断。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被恐惧笼罩，可能被社会排斥，可能失去安排未来的兴趣。这就是误诊带来的影响。而对误诊的主持者而言，摧毁一个人的生活似乎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他们会知其为误诊而继续装作没有误诊，甚至把被迫纠正宣布为“痊愈”。

　　被误诊，被艾滋，被检测，被痊愈，被摧毁，被儿戏……簸之扬之，一个人所受到的对待，如同一粒稗子。李建平的艾滋病生涯，说荒诞剧太轻巧，说悲喜剧太庄重。一粒稗子，得到了稗子的命运而已。在这个结构稳固的社会中，我们都是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