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例行的采访，改变了刘凤琴的生活轨迹。为实现一个艾滋病人的临终嘱托，她辞去工作，只是为了把这个真实的悲剧搬上舞台，搬上银幕。她想以这个悲剧警示社会―――

　　遮蔽真实就是戕害生命

　　白雪漫天。

　　系在树梢的红丝带随风起舞。

　　一个年轻的生命悄然逝去。

　　背景是白布和白雪铺垫的惨白，一束凄冷的蓝光罩在一个年轻大学生身上，他满含深情地独白：“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有时有性冲动是难免的，关键是在那时候，要控制自己，保护好自己……倘若实在躲不开，一定要使用安全套。别看那个小小的东西，它有时候真能救你的命……”

　　一位穿着中式对襟短褂的中年女士，坐在观众席的后排，和许多观众一样，轻轻拭去泪水。她叫刘凤琴，是这部话剧《醒悟》的编剧。这是她为纪念一名已经去世的艾滋病人小树（化名）而写的。

　　1999年，刘凤琴还在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口》栏目当记者。为制作一期预防艾滋病的节目，她来到北京地坛医院的爱心家园。在那里，她头一次见到了小树。

　　也许有人还记得那则公益广告：艾滋病预防宣传大使濮存昕来到医院，和艾滋病人握手，并扶一位病人坐起，在他身后垫上一个枕头。

　　小树，就是这则广告画面上从未露出正脸的艾滋病人。

　　让刘凤琴感到惊讶的是，小树是一名大学生。初见时，他穿一件蓝色毛衣，系着花格子围巾，斜靠在沙发上，冷冷地盯着刘凤琴。

　　刘凤琴让摄像师关掉机器，坐到小树面前。她端详着对方的眼睛说：“孩子，我想让你从艾滋病人的角度，和观众谈谈艾滋病人的真实心声。我们想通过你的内心呼唤，唤起人们对艾滋病病人的关爱，消除歧视。”

　　一句“消除歧视”打动了小树。他头一次对一个外人讲起了积压在心底的痛楚。

　　小树的专业是饭店管理，在酒店实习时，一位男性大堂经理对他格外关照。有一天，这位大堂经理把他带回家，让他看色情录像。出于对上司的敬重和恐惧，也难耐画面激起的冲动，小树禁不住诱惑成了他的“情人”。

　　小树开始持续低烧，医生要求他做HIV检测，结果是阳性。他从没输过血，惟一的感染途径便是性传播。而这位大堂经理，是他惟一的性伙伴。

　　这个坏消息顿时让一个家庭跌入“冰窟”。小树的妈妈和刘凤琴年龄相仿，她不止一次埋怨自己：我早该教孩子一些性知识，告诉他怎么保护自己。

　　刘凤琴曾做过采访，如何给未出校园的青少年传播健康的性观念。结果多数的回答是：那些东西，让他们自己去看书吧；或者，等他们结婚时，自然就知道了。“这绝对不是好的答案。”刘凤琴肯定地说。

　　几年前，刘凤琴的独生女出国留学。她想，国外在性方面较国内开放，女儿才读高中，该怎样保护自己呢？

　　为此，她特意让女儿把同行的几个孩子一并叫到家里，有针对性地为她们补上性教育一课。她要让她们懂得什么是性侵害，懂得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安全套。

　　与小树接触久了，刘凤琴决定跟踪拍摄他的生活。她说：“小树是个很纯洁的孩子，他当时已经病得很重了，不住地咳嗽，但他总是用自己的手紧紧捂住。有一次看到我哭，他让爸爸把卫生纸的外层撕掉，给我擦眼泪，生怕把病传染给我。”

　　2001年春节前，刘凤琴去探望小树。此时，他已卧床不起，连说话都困难。他拉着刘凤琴的手，说：“阿姨，我很……难受，我……不想死。”

　　曾做过医生的刘凤琴，凭经验判断，这是小树最后的一个春节了。她想记录下小树的弥留时刻。可哪个摄像师愿意大过年的拍摄死亡？结果，不满18岁、回国探亲的女儿成了摄像师。

　　大年初二，小树在和死神做最后抗争。刘凤琴带着女儿火速赶往地坛医院。

　　弥留之际，小树要求把所有的姐妹叫来。他要当面告诉她们，自己是怎么得的病。“不能让她们和我犯一样的错”。

　　他痛悔不已，自己尚未迷途知返时，见那位大堂“情人”仍在不断结交新的性伙伴。其中，还有重点大学的大学生。他曾多次想终止这段关系，但由于软弱和无知，总是藕断丝连，以致越陷越深。

　　眼看着病榻上的儿子将要合上眼睛，小树妈妈抓住儿子的手，猛地击打自己：“儿啊，是妈的错！妈应该早告诉你这些知识。你没错，都是妈的错，妈的错……”

　　临终前，小树要求把自己的遗体献出做解剖。他觉得，自己活着时没能为社会做贡献，就用自己的遗体做点贡献吧。

　　小树走了。此刻，一墙之外正逢地坛春节庙会，大红灯笼高高挂，欢声笑语随处飞；而墙内，一个年轻的生命之灯孤独地熄灭，一个母亲撕心裂肺。

#p#副标题#e#　　因涉及“同性恋”这一敏感话题，刘凤琴制作的节目最终没能在央视播出。她长时间不能平静：中国的艾滋病人数正快速增长，不能再让孩子们用宝贵的生命为代价，去总结出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艾滋病，这是真真切切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边的现实，如果不让公众知晓，将会有更多的小树付出生命代价。刘凤琴决定用自己的笔，记录下这段真实的记忆，警醒世人。

　　“小树哀怨中透出天真的表情，留给亲人的最后那丝惨淡的微笑，他母亲那一声声低沉的哀号，都是促使我写作的动力。”刘凤琴说。那段日子，她再没有心情做其他事情，“我必须把小树的故事告诉更多的人，必须提醒社会，把这一切工作都做在前面。”

　　2002年11月30日，根据小树的故事创作的话剧《醒悟》在北京首演。刘凤琴笔下的大堂经理，成了一位真心爱着小树的女子，因为曾有不洁性行为，感染了艾滋病。毫不知情的她，又通过性传播传染了小树。

　　剧中的小树还算幸运：同学和父母没有歧视他、抛弃他。在同学出国前夕，小树流着泪对他说：“性这东西，也需要用理智来控制。当你还没有了解对方是怎样一个人、而你又感觉自己将要失控的时候，你要想起我，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多么年轻，多大的遗憾……”

　　话剧最后，小树死了。刘凤琴为他安排了大篇独白，倾诉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同龄人的忠告。

　　舞台下，一个观众哭得稀里哗啦。演出结束后，他跑到后台。“你们演得太好了，我也是一个艾滋病人，自从确诊后，8年来我还是第一次像这样痛痛快快地哭出来。我已经8年不敢回家，8年没见到妈妈了，我能不能见见演妈妈的演员？”

　　刘凤琴和演妈妈的演员张开双臂，给了他一个热情的拥抱，并记住了他的名字：自强（化名）。

　　一天，小树的母亲给刘凤琴打电话，哭着说，一个同学打电话找小树，他不知道小树走了。我就和他说，小树出去玩了，还没回家。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理解她的心情。她是多希望孩子还在楼下玩，喊一声就能回家。”刘凤琴没敢邀请小树的父母来看话剧，“实在不忍”。

　　为让《醒悟》在全国巡演，刘凤琴辞去了工作。这位年近半百、外表柔弱的中年女士，此前从没做过市场推广工作。有些地方一听话剧内容是艾滋病就摇头。但刘凤琴顶着压力，拉着剧团全国跑，愣是创下近百场演出的成绩。在广州，《醒悟》连演19场；在中山市，一位老板看后感动不已，主动包了一场让打工仔看。

　　话剧的受众毕竟有限。为此，刘凤琴又萌生了拍电影的想法。为体验生活，她和自强一起，赶到河南“艾滋病村”去过春节。

　　2003年除夕晚上，放完从北京带去的鞭炮，刘凤琴夫妇和艾滋病感染者们围在一个15瓦的灯泡下包饺子。大年初一，自强兴奋地告诉刘凤琴，昨天夜里，他给妈妈打了拜年电话。每年三十晚上，他都要给妈妈打个电话，告知自己还活着。

　　“自强的话，使我难过极了。还有多少年轻人，要为对性的无知付出惨痛代价。必须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真相，学会保护自己。”

　　拍电影主要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宣传预防艾滋病，纯粹的公益主题，又没有官方背景，谁愿意为此投资呢？

　　每次约见投资人，刘凤琴总是开门见山：我不敢承诺通过收视率可以收回成本，但我是本着对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的。

　　谈了无数，浙江一家影视公司老板最终拍板：“这样一部功德无量的影片，我们愿投！”他说，现在拍胸脯说漂亮话的人太多了，像刘凤琴这样埋头真干的人太少了。结果，从没“触电”的刘凤琴，不仅成了电影编剧，还受命当起了制片人。

　　校园生活是剧中的重头戏，剧组打算租用大学校园。大学有正常教学秩序，能同意吗？但听完刘凤琴讲述小树的故事，一位大学负责人说，好些偶像剧组来租学校的场地，我们都没答应过。但这样一部有意义的电影，一定支持。结果，学校不但提供了宿舍、操场、教室，还组织学生来当群众演员。

　　在刘凤琴的电影里，有这样一群大学生：快乐、健康、善良、不歧视艾滋病人。虽说电影中的小树最终死了，但他的死却换来了更多人的明白。

　　眼下，该片已进入后期制作的尾声。刘凤琴说，很快便可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