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是一种新发现的疾病，出现时间短，美国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1983年才分离出病毒，这种疾病的历史和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就20多年，科学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肯定会恐惧，现在好多了。恐惧源于无知，认知了就不再恐惧，知道它如何传染，又知道怎样预防，就没什么可怕的了。

记者：作为一种传染病，艾滋病应该也具备传统流行病学的三大环节，即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如果切断传染源或传播途径或不就没法传染了吗?比它出现更晚、来势凶猛的SARS都被遏制住了，艾滋病为什么会出现今天的流行?

戴志澄：看来你是个内行。首先说SARS，它的传染源很清楚，所以采用控制传染源、进行很好的个人防护，易感人群得到保护，也就遏制了它的流行。

艾滋病则不同，截至2005年6月，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约84万人，其中12万为已知人群，72万为潜在危害人群，也就是说，从目前来看传染源是模糊的;

作为第二大环节的传播途径是清楚的，艾滋病有三大传播途径——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其中母婴传播所占的比例比其它两种要低，可以通过中断妊娠、采取相应的母婴阻断措施、产后尽量避免母乳喂养等进行干预;血液传播中，非法采供血可以通过法律进行阻断，但静脉吸毒的行为方式很难改变，目前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最主要的方式;使用安全套可以杜绝艾滋病通过性来传播，但东方人包括中国人都不习惯用安全套，这种行为方式也很难扭转，不安全性行为使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行为改变是艾滋病干预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p#副标题#e#

易感人群很清楚，就是每一个人都属于易感人群，因为现在没有疫苗，没有药物能够预防，谁都可能通过三种途径被感染。我们一般把整个人群分为三类：高危人群(包括静脉吸毒、卖淫嫖娼、男男同性恋、性病患者、结核病患者、同性性行为等)、重点人群(医务卫生工作者、流动人口、妇女儿童)、一般人群。因为传染源的模糊、传播途径的无法阻断，易感人群感染比例不断增加，同时又成为新的感染源，这样形成了循环过程，也因此造成了艾滋病的流行。#p#分页标题#e#

从病毒本身来讲，它变异得很厉害，很难找到一种对多种病毒都有效的药物或疫苗;另外艾滋病毒攻击淋巴血细胞的内核，而抗病毒药物无法深入到内核，只能在表面杀死病毒，无法彻底清除。这也是为什么艾滋病可以治疗而无法治愈的原因。

因为艾滋病的这些特点，再加上很多社会原因，所以与艾滋病斗争成为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

中国防治艾滋病的三个阶段

记者：作为经历者和见证人，请您谈谈中国防治艾滋病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戴志澄：我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85年到1988年，可称为艾滋病在中国的传入期。全国发现的HIV感染者每年只有一到几十例，而发病者更是寥寥。感染者的身份，绝大部分是国外打工者、劳务输出者和一些海员，那时候，整个社会，包括卫生行政部门，都把艾滋病当作“舶来品”。国家当时颁布实施了《检疫法》，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希望把艾滋病挡在国门之外。#p#副标题#e#

记者：作为一个老公共卫生工作者，您怎样看中国近年来的防治工作?

戴志澄：可以说目前我们和艾滋病做斗争的形势是历史上最好的时候。因为我是经历了整个的过程，原来在我们的感觉里，认为跟艾滋病的斗争好像是遥遥无期;这个分界点应该说是2003年SARS以后，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按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把公共卫生、把防治艾滋病提到很高的位置，创造了非常好的政策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

中国以越来越务实、科学的态度应对艾滋病：中国AIDS工作的原则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合作、全社会参与，防治方针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艾滋病不再只是卫生部门的事情。近几年来中央和地方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投入了数十亿元的经费。政府对艾滋病人出台了“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在全国范围内为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为艾滋病人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免收艾滋病病人孤儿的上学费用，给生活困难的艾滋病病人纳入政府求助范围。

天花粉蛋白可能治艾滋病

记者：可以看出，在艾滋病应对的问题上，中国从政策层面已达到高度重视，但据了解，中国防治艾滋病仍面临着许多困难。

戴志澄：的确是这样。国家的政策能否很好地落实，人的认知程度极为关键。尽管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教育工作，但是对于艾滋病，不是所有人的认知都能达到政府高层的那种重视程度，包括有的省地级的领导。我经常去讲课，艾滋病高流行区的领导无疑会对这种病有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但在与有的艾滋病目前处于低流行区的干部交流时会发现，他们口头上讲重视，实际上有这样一种心理：别老喊“狼来了”，艾滋病流行这么多年，我们不也没什么事儿吗?——领导的这种认识会直接影响到该地区政策的实施，要知道“预防为主”是防控艾滋病的重要手段，现在花很少的钱和精力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我告诉他们，真要等到流行爆发的那天，想控制可就真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