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困难这个角度来讲，可能全国的情况参差不齐，所谓参差不齐有的地方我们相对早一点的关注这个，北京市政府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所以北京市政府已经把整个传染病的防控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用我个人的话说叫“免歧视政策”，外来的人员在京务工，没有说因为你是外来的不管你，包括你的家庭成员，有一部分是举家来的，或者做小买卖，外来的孩子在北京上学，他的计划免疫，所有疫苗社会福利的措施一视同仁，跟北京的孩子是一样的。外来的农民工，我们考虑到一些呼吸道传染病，年轻的农民工，像麻疹、流脑，市政府每年都要给他们接种疫苗，目的就是防止这些特别容易传播的疾病在年轻力壮的人群中间传播开来，影响到北京的经济建设。

　　劳动者的健康，他们处于健康的状态才能够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很好，但是我们不能不了解其他地方的情况，不同地方可能存在的困难是不一样的，工程量越小的劳动者做完一件事很快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做事的频率比较高，把他们组织起来传播这些知识，告诉他们怎么去防止这些危险或者规避这些风险，这个机会掌握起来就相对困难，自然而然他们获得这种正规的健康知识的机会可能相对于那些组织比较好的就会少得多，我觉得这是一个困难。另外一个不排除我们刚才在前面谈到的，我不关注这些问题，所以有这种机会的时候我可能就忙别的了或者走开了没有参加到这个活动里来，实际上这是由客观因素造成的。

　　我举一例子，我们北京市的建委和卫生部门有合作，连我们的社区、街道，居委会，都把管辖范围里的建筑工地都有一个了解，大概多少人做什么工程，跟工地的主管部门及其上级就是建委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在防病知识宣传，包括其他方面相关的事情建立沟通机制，尽可能让这些从事建设的工人提高防范意识，他们虽然是外来人员，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当作外来人员看待，从防病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觉得他在北京工作就是北京市民的一员，所以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自然而然组织起来传播知识，他们就更容易接受，他只要认真琢磨这件事情，规避风险的能力就可能会提高，相比那些经常有频繁流动的工人来讲，我觉得就会好得多。#p#副标题#e#

　　就是农民工自己本身要先对这个病有一个常识性的认识，知道它的重要性，在我们政府组织了相关教育的时候，要积极的参与到里面，并且能够很好的执行。

　　我们说艾滋病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们有这个把握说北京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因为是从整个公共卫生角度来开展工作，从集体食堂预防食物中毒，包括预防其他的一些疾病，艾滋病也是传染病啊，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到一块，对于这些人的健康保障来讲相对来说就容易一些。

　　然而农民工往往只记得戴安全帽，却往往忘了戴安全套。这种事情不能说一刀切，有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比如说某某某没有戴安全帽，可能工地里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就受伤了，这是看得见的，某些时候经不住某种诱惑的时候可能需要戴安全套，这种风险是看不见的，所以这种东西不可能因为我了解知识，我马上就能付诸行动，不同的人可能认识是不一样的。有人可能就是抱一种侥幸心理，认为不会有危险，从专业角度谈风险，我们更希望的根本没这种相关的行为。谈到安全套的问题，你实在规避不了这个风险的时候，逃避不了这种行为的时候，你能不能保护一下自己？其实这也会遇到一个新的问题，比如说通过我们的组织方工地或者是相关的政府主管部门，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把信息给他们。但有人当时是新加入进来的，没有赶上没有获得这个信息，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团队，一拨人马在这儿，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走了，但是可能还会有新的人加入进来，不一定掌握了这个信息。

　　实际上这种宣传也好或者教育也好，更重要的是，要形成一种长效的机制，让更多的人了解，还要巩固，让新加入的人得到这方面的信息，这可能是我们将来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方面，我们现在在政府的领导下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或者说打了一些基础，将来通过我们的各级各行各业共同来进一步的去做，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把事情做得更扎实、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