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性病患者中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我国出国劳务人员中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都是首先在本市发现的。本市居民中的首例病毒感染者是1989年发现的。艾滋病的几种传播途径——性接触传播、母婴传播、血液传播（主要是静脉吸毒）在本市均已存在。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

　　世界有2700万人不知道自己感染HIV
 
——访艾滋病研究专家曹音员贞教授

　　背景：曹音员贞教授，上海人。6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上海医科大学从事肝炎与肝癌关系的研究。1986年赴美国纽约大学开始艾滋病的研究工作。 1990年开始在著名艾滋病研究权威何大一博士的研究所从事艾滋病发病机理的研究工作。4个月前回国，任中国艾滋病防治最高机构——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临床病毒研究室主任。12月2日，“世界艾滋病日”第二天，她在办公室接受记者专访。
 
记者：青少年——迎战艾滋病的生力军，你认为其中的意义何在？
 
曹音员贞教授：艾滋病的感染人群正在向20～30岁的青年集中，这已成为一种世界趋势，中国也不例外。从艾滋病的感染途径来看，吸毒、性传播也主要在青年人群中，这主要源于青年人的生活方式更加开放，不受束缚，同时也容易经不住诱惑。此次主题针对青年人，就是要突出教育在防治艾滋病中的作用。
 
记者：有许多人怀疑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很多，你是否可以对此加以澄清？
 
曹：艾滋病感染只有三条途径：血液传播、性交传播、母婴传播。在血液传播中，包括密切的血液接触和吸毒两种途径。人们的一般接触不会传染，比如，假设一个HIV感染者在游泳时不慎受伤出血，血中含有病毒，不过因为池水的稀释和漂白粉消毒，同池游泳的人并不会感染。但是，如果健康人身体有伤口，直接接触HIV感染者的血液就很容易传染。#p#副标题#e#
 
记者：治愈艾滋病的医学前景如何？有人对此似乎感到很悲观。
 
曹：首先有一个前提，我们目前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病毒世界，没有一种病毒是可以完全杀灭的。艾滋病毒的可怕在于它破坏了人体的免疫能力，引起了各种致死性的并发症，这使人产生恐惧。
 
在1992年之前，研制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和疫苗的努力受到挫折， 1994年何大一研究所推出联合疗法（即“鸡尾酒”疗法），艾滋病毒被抑制到用现代先进方法检测不出的水平，并可维持2～3年。这样既减少了病毒感染的机会，也延长了病人无症状期。这是一次突破。

　　但是，这种疗法依然有其不足：一是价格昂贵，在美国一位艾滋病患者一年用药将花费1．8万美元；二是这种疗法不能全部消除艾滋病，病毒存在静止细胞中，一旦细胞激活，病毒可以继续复制并传播；三是在某些病人中也产生了耐药性。（HIV病毒的变异性很强，目前已有10种亚型，这使得无论用药物治疗还是研制疫苗都面临困难）
 
记者：看来我们的确面临很多困难。
 
曹：所有这些困难只能说明我们还有许多现实工作要做。我此次回国，很大的原因是想与国内中医专家接触，探索一条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艾滋病。其实，中草药研究非常重要，但如何使这种研究进入科学化轨道，将是一项长期工作。

　　另一个重大问题不亚于治疗，就是我们预测目前世界上还有2700万人不知道自己是HIV感染者，而他们随时可能去感染别人。我国目前确知的有 11000人是HIV感染者，但事实上估计数可达30～40万，不过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并不知道。#p#副标题#e#

　　记者：这样看来，当务之急是获知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准确数量，确证他们是谁。那么有没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检验自己是否是HIV感染者？
 
曹：在各大医院及各省防疫站都可以通过血液检查得出结果。我们目前还准备推广一种通过尿样检查HIV的方法。这是一种非创伤性的检测方法，一旦引进这种方法，将会使我们更多、更好、更早地查出HIV感染人群。
 
记者：艾滋病对于人类来说已不仅仅是医学问题，它使人们对自身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你认为一个艾滋病患者在社会中应该具备怎样的权利和义务？
 
曹：这是传媒应该多多探讨的问题。我认为应该端正一种态度：艾滋病只是一种病，不是对一种行为的批判，它是传染病，艾滋病患者也仅仅是患病的人。
 
从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来看，只有吸毒是一种犯罪行为，必须严加治理。除此之外，比如人们的性行为，可以从社会风气的角度正面引导，但我不赞成一种做法：当面对一个艾滋病患者时，我们说他“活该，谁让你乱搞”。这种批评没有任何作用，只能加大患者的心理压力。即便是面对一个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人，我想更多的也应该是同情。
 
不把病毒传染给别人，这是艾滋病人最基本的义务。而我看现在的问题是：人们目前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超过了艾滋病本身，患有“艾滋病恐惧症”的人大大多于艾滋病患者。这样的情况不利于人们有效的防治艾滋病，应该树立一种积极而科学的观念。
 
我非常愿意去做一些讲座，针对普通人的，告诉他们：艾滋病人并不是“怪物”。#p#副标题#e#
 
记者：你认为中国在防治艾滋病方面还要在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曹：加强对艾滋病常识的普及工作非常必要。中国防治艾滋病尤其要关注社会底层人群，比如农村，还有流动人口，他们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而同时又很少具备预防常识，他们非常需要帮助。
 
地方政府应该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应该支持对艾滋病人群的医学研究和调查；医疗机构应加强交流，建立一种学术风气。

　　记者：在使用避孕套防治艾滋病的问题上，目前有一些争论。你对此怎么看？
 
曹：我不赞同那种认为“推广避孕套预防艾滋病就会导致性乱”的说法。我认为那是在闭着眼睛说话。我们身处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从正常的渠道获得性知识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建立什么样的性道德与获得正确的性知识是两个范畴的事情，至今为止，使用避孕套仍然是预防艾滋病通过性传播的最有效的技术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