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纽约时报，翻译小川/爱白网）这些男子大多是同性恋者，他们正排队等候进入酒吧隔壁一间昏暗的储藏室。进去以后，一针扎下去，也就皱一皱眉，之后就可以得意洋洋、满脸笑容地走出来，因为抽的这一试管血可以换来好几张钞票。18岁的张浩运（音译）说：“两个星期里内，这已经是我第三次了。”他的职业是商店售货员，此时正用一个棉花球按着臂弯。

　　在全国各地14座城市中，每天晚上都有好几百个人簇拥着进入这些设在酒吧、浴场和公寓中的临时采血点，由工作人员为他们进行梅毒和HIV检测。这项宏大的检测行动于2007年启动，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提供资金。在5年时间中，基金会将投入5000万美元，以减缓艾滋病在中国的传播。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1万人参加了检测。

　　盖茨基金会在中国进行的防艾项目非同寻常，因为它以金钱作为刺激手段——每份血样9美元，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外加44美元，这些钱由采血工作人员和被检测者分享。这种做法招致一些发展成熟的艾滋病组织的强烈批评，他们称这样的金钱奖励滋生了一大批唯利是图的“皮包组织”。

　　在有1100万人口的天津，过去一年中涌现了20多家艾滋病组织，其中许多都是由酒吧业主或政府官员运作的。一些组织对前来验血的人并不提供咨询，也不积极帮助结果呈阳性的被检测者寻求医治。#p#副标题#e#

　　在沈阳已有7年历史的一家艾滋病组织的负责人马铁成（音译）说：“盖茨基金会制造出了这个庞大的买血机构，只管钱，不管人。我见过一天四次参加HIV检测的人。”

　　盖茨基金会每年出资30亿美元慷慨捐助，资助款所到之处，往往引起一番轰动。因其积极参与防控疟疾、结核病和艾滋病等发展中国家的头号健康杀手，基金会得到广泛赞誉，但是也招来批评，有人指出基金会在规划项目时排斥外界意见；还有人抱怨说，大笔的资助在草根组织中制造出贫富分化，从而改变了地区医疗卫生格局。

　　在中国，盖茨基金会的既定使命是检测确认HIV感染者，以此作为让他们接受治疗的第一步。这一项目的策划者称，人们得知了自己的感染状况，则更有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免给他人带来风险；而要将人们带到外展工作者面前进行检测，报酬是关键。

　　虽然在其宣传材料中并没有着重强调，但盖茨基金会有着另一个意义更为深远的目标：扶持鼓励成长中的小型非政府组织。比起反应迟缓的官僚机构，这些组织有望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艾滋病传播疫情。

　　为了履行其使命，盖茨基金会与中国卫生部合作。卫生部将2000万美元注入大约200家非营利机构，其中许多处于不被政府信任的灰色地带。#p#副标题#e#

　　这种不信任是双向的。

　　通过促使政府与私营机构合作，盖茨基金会希望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持久的关系，希望长此以往将有助于中国社会发生更深刻的变革。

　　叶雷（音译）博士是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负责人，他承认这个项目存在问题，但他将其比作成长中必须经历的烦恼。

　　他说：“不尽完善的安排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阻碍，但这是我们预料到的。好比如果你以历史的角度看待包办婚姻，会发现其中还是有一些能持久的。”

　　叶博士曾担任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他非常赞同盖茨基金会大胆先行的理念和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而这些特质往往是由政府运作的大型全球健康项目所缺乏的。他说，一些资金可能会落入开办虚假机构的腐败者囊中，但这就是在中国做事情所要付出的代价，不法行为仍然较普遍。

　　他说：“我们并不期待在每一座城市中资助项目都能十分成功。这就好比买了30只股票，不可能期望只只都涨。”#p#副标题#e#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孙江平说，对于改变政府对民间艾滋病组织的态度，这个项目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而这类组织的数量已从项目启动时的几十家，增长到了现在的400多家。他说性艾中心正在努力剔除其中有问题的机构。

　　比起其它发展中国家，HIV在中国的感染率相对较低，根据政府在上周发布的数字，感染者数量估计不超过100万。

　　但是，公共卫生专家对于男同性恋者群体中感染率逐年翻番的情况十分紧张。2008年底，在中国大城市的男同性恋者中，估计约有5%是HIV阳性，在一些城市中这一数字更是超过10%。卫生官员称，男同性恋者现在占到新发病例的三分之一，而2007年这一数字还是12%。

　　艾滋病感染者维权人士称，政府防控艾滋病的措施僵化死板，有时候会禁止在酒吧发放安全套。#p#副标题#e#

　　近年来，许多旨在帮助被医院拒之门外的艾滋病患者的组织开始兴起。“深蓝”即其中之一，其运作场所是天津市郊的一间公寓。很多类似组织的运作都依靠国外资助。

　　“深蓝”的两位咨询员每周接待50个前来进行HIV检测的人。

　　一张海报上有这样一句标语：有问题，请联系带红袖章的志愿者，还有一句这样说：检测过程中，你可以随时叫停。该组织负责人杨洁（音译）称，结果呈阳性的被检测者中大约65%会回来进行咨询。

　　资深艾滋病活动家童戈对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进行了指导，他称自己对于基金会的工作是满意的，但他希望将工作的重心更多地放在培训政府工作人员方面，并减少花在检测上的钱。他说他最大的遗憾是基金会选择由政府来发放资助。

　　“这么多盖茨基金会的钱都用来滋养腐败了，以前在这个领域是没有腐败的。”他说完，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但其实我们也不能责怪他们。真正的问题出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