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者的血，草芥般的命

　　在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初期，被公示于众的传播情况主要包括：1、边境地区因静脉吸毒而导致的局部区域性播散；2、散在的来华人员及出国人员感染个案，主要为性传播途径，也有部分是感染途径不明的；3、血制品，主要是进口的第八因子，造成的血液病患者的感染，其中部分是儿童。以上情况，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疾病控制中心的相关报告。

　　到今天，河南省艾滋村的现状已为公众所知。事件的披露是经历诸多的波折，在海体媒体报道后才在国内掀起了波澜。一个村子里，一周有七户传出哭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事一桩接着一桩。艾滋病从感染到发病大约有七八年时间，或者更长，从发病到死亡也会有一两年的时间。常识告诉我们，今天那些被歧视、挣扎在痛苦中的人们，他们在90年代的中期已经因卖血被HIV击中。

　　10年的沉默，10年，整整10年，谁关心过他们？谁把他们的生命如同自己如同自己亲友的生命那样挂记过、对待过？血，一提到污染的血源，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官员就沉默了，甚至还会有一次次的“辟谣”；披露真相的人，还会因“泄露国家机密”受到迫害。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刚开始接触艾滋病问题的时候，我遇到专家的时候总是希望从他们嘴里套出一句话：“你认为中国现在有多少感染者？是怎么分布的？原因是什么？”日子久了，我不再问这样的话，我知道那是一句不可能有真实答案的话。因为，不完全的估测，在90年代时有过非义务献血的人大约在300万以上。这部分人经常处于流动状态。那时在河南、安微等地，非法的和那些管理不严格的办过证的血站，常常是用东风车从一个村子里拉人去血站，第二天早晨再送回来。更多的人则是被血头“养”在一个地方，一月的采血次数女性都会在20次以上。在采血过程中，往往是采用单采桨的办法。（注：抽出全血，为生产血制品的需要，只要其中一部分成分，把血桨回输。以节省生产成本。）混合和回输设备一旦污染，这一批献血员则无人能逃过劫难而感染丙肝、乙肝或艾滋病病毒。

　　在整个90年代中后期，我曾多次试图跟踪采访血站和生物制品污染情况，但没有一次成功过。那一幕幕情景，至今不愿再去追忆。

　　记得在一次有关艾滋病和性问题的国际会议上，闭幕式前，我作了几分钟的即席发言，记得有几句话是这样讲的：“我们专家提到艾滋为什么不说血的问题呢？讲那么多关怀那么多伦理，有什么用？我建议各位专家再开艾滋病会议前，临行前看一下《大清炮队》：灾难将至，大臣们忙着递折子，最后的结果都是海水变成一片红色……”这话激怒了一位专家，用半个小时的时间进行的“批判”，不外：艾滋病不是洋炮队，现政府也不是大清之类。事后，我也反思，那位前辈也是无奈同时出于爱护之情善意提醒我吧。

　　为了揭开血源污染的真实情况，1997年年底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李姓献血员家庭的线索。第一次得到他们兄弟在家的消息后，我马上飞到山东。然后坐出租车赶到了200多公里的外李家，把车停在村外很远的地方，步行进村，以免引起外人注意。但李家兄弟又“外出打工”了，我只见到了李老二的已感染HIV的媳妇、他们的孩子和家中的老人。由于有尚不知情的老人和邻居在旁，为了不给当事人带来不便，我放弃了事先准备好的采访计划，没问任何问题。这成了我记者生涯中第一次采访失败。几个月后，我再赴山东，完成了那次采访。

　　便是付出了巨额差旅费的单位，表示“不愿惹事”，没有发表那篇稿件。“善意的提醒”也接踵而至，但我还是抱着最后的希望，把照片和原文复制一份交给我最好的朋友保管，把写好的采访报道交给了《某某周末》。编辑朋友最后告诉我：“都准备开机印了，接到电话了，文章发不出。”文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仅仅是因为穷，我们就顾不上关心生命的份量吗？到底是因为科学基础的薄弱，还是因为文化中缺少对生命意义的必要尊重，才有了今天艾滋病在中国的大流行？这是十分痛苦的思考，因为，的确存在这样的事实：一个人，会仅仅因为所处的社会地位的低下，就可能被剥夺健康地活下去的权利，就不得不认为自己“命轻”、“命贱”，甚至不知道自己因何而死。生命的份量竟然是如此之轻！我也因此认识到，艾滋病的流行与控制，并不是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化、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的综合社会问题。我一直盼着有那么一天，血源污染的真实情况更清楚地展示出来，以使人们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