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

　　“从去年秋天起，我们就开始接诊发热伴有体重减轻的患者。到这个春天，他们都患上了一种在正常人群中非常罕见的肺炎。他们都是男性同性恋者。我打电话给一位同事，我们一起给ＣＤＣ的《发病率与病死率每周报告》（ＭＭＷＲ）写了一篇文章。就在６月５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我们的电话就响个不停。全国各地的医师都打电话来说，他们有同样的病例。”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１９８１年６月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是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免疫学家，是有关ＡＩＤＳ报道的第一篇文章的共同作者）

　　１９８１年注定是不平静、不平凡的一年。在英格兰，查尔斯王子娶平民女子戴安娜为妻，此后，她被称为戴安娜王妃，开始了她个人的传奇历史。在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完成了第一次成功的空中旅行。甲壳虫乐队的灵魂人物约翰·列侬（Ｊｏｈｎ Ｌｅｎｎｏｎ）被一名疯狂崇拜他的歌迷用手枪杀死在他公寓的门前，全世界有超过１００万人为这名歌手送葬。

　　在如此的悲喜之间，一种出现在男性同性恋人群中的疾病并没有在一时之间就触动公众似乎已经不太敏感的神经。但是，在美国纽约市和洛杉矶市两地，越来越多的医师认识到，他们正在面临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充满玄疑的医学难题。

　　卡波济肉瘤（Ｋａｐｏｓｉ’ｓ Ｓａｒｃｏｍａ? ＫＳ）是一种罕见的肿瘤，普通人群的发生率为三百万分之二，通常的发病者只是体质特别虚弱的老人。但是，到１９８１年３月，纽约市发现了至少８例男性同性恋者患有非常严重的ＫＳ。与此同时，美国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医师也发现，一种罕见的肺部感染，卡氏肺孢子虫肺炎（ｐｎｅｕｍｏｃｙｓｔｉｓ ｃａｒｉｎｉｉ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ＰＣＰ）的发病数量也有所上升。同年４月，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立即引起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ＣＤＣ）的关注。

　　Ｄｒ． Ｃｏｎａｎｔ是最早发现ＨＩＶ－１型相关疾病的医师之一。在美国圣弗朗西斯科市，Ｄｒ． Ｃｏｎａｎｔ发现了第一批因ＡＩＤＳ而患ＫＳ和ＰＣＰ的患者。

　　Dr. Marcus A. Conant

　　６月５日，ＣＤＣ在ＭＭＷＲ上对这一现象做出了报道：美国洛杉矶市的５名男性同性恋者在没有确认病因的情况下死于ＰＣＰ。这一报告通常被认为是ＡＩＤＳ的“开始”，但实际上，这是人类关注ＡＩＤＳ的开始。

　　数日后，ＣＤＣ成立了卡波济肉瘤和机会性感染控制小组。

　　因为人们对这种新出现疾病的传播方式知之甚少，有人开始担心这种疾病是否会在没有表现出症状和体征的情况下传染。有关这一疾病的知识进展非常迅速，以至于某些看来合情合理的假设在短短数月后就被推翻。１９８１年７月，美国ＣＤＣ的Ｃｕｒｒａｎ医师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对非同性恋人群而言，这种疾病是没有传染性的。否定传染性的最好的证据是，目前还没有在同性恋以外的群体中，或在女性中发现这种疾病。”

　　然而，仅仅５个月之后，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有人报告在静脉吸毒者中发现了第一例ＰＣＰ病例，这表明男性同性恋人群不是唯一受到影响的人群。同时，英国报道了第一例ＡＩＤＳ病人。

　　1982年

　　我想我们每个参与治疗护理艾滋病患者的工作人员都不会忘记那时正在发生事情。到1981年，我已经接诊过8例免疫力异常低下的儿童。其中一个小女孩儿已经死了，她的母亲在此之前就已死去。那时我还不知道原因，但我把一切都告诉了孩子的父亲。大约6个月之后，我接到了附近诊所的一个电话。我是一个儿科医师，我非常擅长给很小的孩子抽血，所以附近诊所的医师有时请我到那里去为一些静脉取血十分困难的吸毒者取血。当我为那个静脉吸毒者抽血的时候，那个人说：“嗨，医生，你不认识我了吗？6个月之前是你来告诉我，我的女儿死了。”当我把他的血样取回实验室进行检验之后，我已经非常清楚地发现，对于这种传染病，男人、女人或者儿童都不会幸免。

　　——Dr. James Oleske，回忆

　　1982年9月

　　５月１１日的《纽约时报》称这种疾病被称为男性同性恋相关性免疫缺陷病（ｇａ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ＧＲＩＤ）。

　　对加州１９例患者的调查显示，其中９人与其他患者有过性接触，提示这种疾病的病原可能通过性接触传播。

　　美国ＣＤＣ在７月８日报告，美国境内已经发现４５２例此类病例，涉及２３个州。

　　７月ＭＭＷＲ指出，已有人发现血友病患者中患ＰＣＰ的病例。

　　８月，这种疾病被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１１月，第一个艾滋病组织“Ｔｅｒｒｙ Ｈｉｇｇｉｎｓ Ｔｒｕｓｔ”在英国成立，它与其他组织一道，开始向男性同性恋者提供安全性行为的建议。

　　１２月，一个年龄仅２０个月、经过多次输血且多次使用血浆制品的婴儿死于与ＡＩＤＳ相关的感染。曾经为这个婴儿输血的一名男子后来被发现患有ＡＩＤＳ。同样在１２月，ＣＤＣ报告了第一例可能因母－婴传播患ＡＩＤＳ的病例。

　　在婴儿和接受输血者中发现AIDS成为了公众对这一事件关注的转折点。直到那时，很多人都认为那完全是男性同性恋人群中的传染病。他们会很轻易地说：“那又怎么样？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传染。”

　　——Harold Jaffe

　　越来越多的报告显示，AIDS不是一种只发生在美国的疾病。其他国家也开始零散报道AIDS病例的出现。Lancet上的一篇文章报告了slim disease，一种非洲类型的AIDS。

　　零号艾滋病患者

　　“他非常非常的英俊，身高大约5英尺6英寸或者5英尺8英寸，身材健美，风度怡人，他穿着漂亮的衣服，带着惹人喜爱的法国口音。几乎所有见过他的人都会记住他，他的确与众不同。我告诉他，在发现他所得的病是如何传播的以前，他不应该再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了。这时，他开始变得十分暴躁…”

　　——Bill Darrow（ CDC的社会学家，1982年4月时开始接触Gaetan Dugas）

　　这是我们在互联网上查到的唯一一张Ｇａｅｔａｎ Ｄｕｇａｓ的照片。他的故事犹如这张照片上的面容，遥远而不清，但是他的故事却十分值得回味。

　　早在ＣＤＣ的ＭＭＷＲ发表之前，从１９８０年起，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寻找“Ｐａｔｉｅｎｔ Ｚｅｒｏ”（零号艾滋病患者）。他们认为，Ｐａｔｉｅｎｔ Ｚｅｒｏ将在ＡＩＤＳ的流行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ＣＤＣ发现了这个人，他的名字叫Ｇａｅｔａｎ Ｄｕｇａｓ，一名法裔加拿大籍的空中服务员。当时，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男性同性恋者几乎都知道这个经常出没于同性恋酒吧和洗浴房的帅气的年轻人。Ｄｕｇａｓ以其诱人的个性和危险的性行为方式而闻名。从１９８０年夏天起，Ｄｕｇａｓ开始注意到面部和躯干部的红疹和紫色斑点。医师做出的诊断是ＫＳ。当时，很多医师都注意到ＫＳ常见于男性同性恋者，所以也称其为“ｇａｙ ｃａｎｃｅｒ”（男性同性恋癌症）。然而，医师们并没有制止性生活十分活跃的Ｄｕｇａｓ，他继续在圣弗朗西斯科、洛杉矶、渥太华、多伦多和纽约等城市间飞行，访问城市中难以计数的洗浴房。

　　Ｄｕｇａｓ曾估计，他每年大约有２５０次性行为。在他的一生中，他的性伴数量达到２５００人。１９８２年，ＣＤＣ的一项研究调查了Ｄｕｇａｓ和其他１９名最早死于ＡＩＤＳ的男性同性恋者之间的联系。结果发现，Ｄｕｇａｓ曾与１９人中的４个人有过性接触，而这些人又与１９人中的另外４个人有过性接触。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最初的２４８例男性同性恋ＡＩＤＳ患者中，Ｄｕｇａｓ被发现与其中的４０人有关。

　　然而，当Ｄａｒｒｏｗ请Ｄｕｇａｓ停止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时，

　　“他说：‘我的医生说我得了癌症，但是现在没有证据证明这种癌症是通过性传播的…（另外），如果是别人将这种病传染给了我，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再将它传给别人。’” ——Bill Darrow

　　就这样，Dugas开始履行他的“死亡诺言”，继续在洗浴房中与陌生人发生毫无保护的性行为。实际上，在Dugas和一个人结束性行为之后，他都会指着自己身上的紫色斑块说：“我得了gay cancer，我会死，你也是。”不久，随着医师们对AIDS认识的加深，他们知道这种病并不单单影响男性同性恋人群。KS不再被称为gay cancer，GRID（男性同性恋相关性免疫缺陷病）也被改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而Dugas一直继续着自己危险的性行为，直到1984年3月30日，他最终死于艾滋病。

　　“结果，在他的一生中，他有数以千计的性伴。他不停地飞来飞去，到各个城市，到这些城市的男性同性恋俱乐部和洗浴房…那时，我们用发现AIDS患者的城市名称和先后来给这些患者做标记，比如LA1、LA2、NY1、NY2（洛杉矶1号、洛杉矶2号、纽约1号、纽约2号）等等，我以（Out of Country）称他为Patient O（英文字母O），因为他似乎不属于任何城市。但是我的同事们都称他为“patient zero”。”

　　——Bill Darrow

　　然而，不仅仅是Ｄａｒｒｏｗ的同事们这样称呼，《时代》周刊曾以发表“Ａｐｐａｌｌｉｎｇ Ｓａｇａ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Ｚｅｒｏ”（ｐａｔｉｅｎｔ ｚｅｒｏ的惊世传奇）的文章，而且几乎美国的所有媒体都以“ｐａｔｉｅｎｔ ｚｅｒｏ”为题，向公众介绍Ｇａｅｔａｎ Ｄｕｇａｓ的故事。因为从他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比故事本身更重要的东西。?

　　点评

　 这个故事生动地告诉了我们：男性同性恋者的性行为是传播艾滋病的重要途径，其危害十分严重，教训惨痛。现代医学已充分证实，人类的许多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是导致死亡或病残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因此未来的医师和防病保健工作者还将承担扭转人们不良行为的使命。对于男性同性恋人群而言，减少乃至停止男性间的性行为，不但对防止艾滋病的传播，而且对其他一些疾病的传播也都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我国男性同性恋的人群有多大？对艾滋病的传播起多大作用？有几位经常治疗艾滋病的医师估计，这个人群可能有数千万人。他们有一定的组织、有活动的场所。我国也许没有像Ｄｕｇａｓ那样的“明星”。但艾滋病却可能在相当巨大的一个人群中在无声无息地传播。与美国的男性同性恋人群不同，国内的这个人群是不公开的。因此，宣传教育也好，取缔活动场所也好，都没有明确的目标。由专门的人员和机构来研究这个人群，找到防止艾滋病在这个人群中以及向其周围传播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是迫在眉睫的事。

　　许多研究已证实，使用安全套（即避孕套）对防止艾滋病和其他疾病的性传播是很有效的。我们希望社会上一切热心于控制和预防艾滋病的组织和人士都积极进行宣传教育，告诉人们男性同性恋性行为的危害（将艾滋病传播给他人、朋友、配偶甚至孩子），同时大力提倡使用安全套。我们医务工作者有很多机会可以向ＨＩＶ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进行宣传。让我们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作这些工作，为防止艾滋病在我国蔓延做出贡献！